鉅亨網新聞中心 (來源：財匯資訊，摘自：新浪財經) 2012-05-29 07:26:15
http://news.cnyes.com/Content/20120529/KFKFNXIFI6H0Q.shtml?c=index
當歐洲深陷金融危機的泥潭時，德國經濟卻一枝獨秀。
柏林，這個歐盟最大經濟體的首都，十多年前還是百孔千瘡，被喚作“歐洲之恥”。但通過經濟轉型，培養新經濟模式以及政策引導，經濟迅速逆勢增長，柏林重煥光彩成為歐洲新經濟之都。柏林經歷了涅重生般的大轉折，政府最成功的經驗在於打造了歐洲的“創意之都”。
房地產又一次毀了柏林
1989年柏林墻被推倒，東西德統一，但柏林的經濟卻一蹶不振。當時，法蘭克福受惠於金融業，慕尼黑的汽車業蒸蒸日上，此時的柏林只有兩座動物園、四個機場，經濟產業卻像一個受了重創的病人奄奄一息。
落后的柏林奮起直追，企圖短時間內恢復曾經的輝煌，冒進的政策使它又跌入更深的深淵。1990年，柏林啟動“歐洲首都”計劃，以房地產為龍頭開始重建。此 計劃是依靠貸款拉動柏林建設，從而促進經濟的快速發展。8年時間，柏林雖然新增700萬平方米的辦公空間，但卻造成1/3人口外流，房屋空置率高出倫敦一 倍以上。大躍進式的經濟增長沒能挽救柏林，反而使柏林更像一座鬼城。
2001年春天，柏林愛樂表演廳坐滿觀眾，當表演進入尾聲，突然，雙簧管樂手站了起來，帶著樂器，收拾樂譜，步下舞臺。接著是小號、低音大提琴和各聲部樂手逐一跟上，只剩兩把小提琴高亢卻孤獨的琴聲，然后然而止。這是擁有120年歷史的樂團最激烈的抗議。
那一年，是二戰后柏林遇到的最大財政危機，政府負債600億歐元，柏林愛樂的預算凍結，市府廣場上的噴水池也被迫關上，柏林市長下臺。人口流失率增加，失業率也躍居德國城市的首位。
開發商出去，藝術家進來
柏林的工業產業在上世紀末崩潰，失去20萬以上的工業就業機會，人口大量流失；新型產業發展遲緩，過分建設造成資源浪費，形成大量的空置建筑；城市負債嚴重，百姓對政府怨聲載道。一系列的問題使柏林處於崩潰的邊緣。
2001年，著名的同性戀政壇人物沃維萊特當選柏林市長。沃維萊特執政之后大刀闊斧地削減公共部門的工資收入，大力減少住房補貼以應對柏林600億歐元的巨額債務。柏林雖然在努力改變著自己，但是全面發展等於沒有發展，柏林需要尋找一條切實可行的發展之路。
隨后，沃維萊特主動接近國際級的電影制片人，希望他們到柏林制作、拍攝電影。在他的推動下，柏林逐漸吸引了大批的藝術家、服裝設計師、作家，旅遊業也得到很大的發展。
政府投入巨額資金將舊房屋和空房進行修繕整合，以低廉的租金提供給設計師和與創意產業相關的使用者，如工作室、陳列室、小型展覽館、畫廊等。創意人才的入駐給柏林經濟帶來了新的曙光。從政府官員到普通民眾一致接受的方向是：以大規模的創意文化推動經濟發展。
為了能夠更好地吸引創意人才進駐柏林，政府不僅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，并制定了相關政策以給這些創意人才提供完善的配套體系。
“野孩子”的天堂
創意產業的勃興讓柏林的經濟初露曙光，但是其發展速度和經濟效益還是受到各方面的制約，難以迅速將柏林這艘巨艇推離泥沼。柏林開始了第二次的求生計劃。
真正給柏林帶來改變的是新世紀（002280）進駐柏林的一個特殊人群。“野孩子（wildchild）”，CNN如此來形容世界各地進駐柏林的科技創新 團隊。“越來越少的規則，越來越多的混亂，沒有秩序，而且它們長得很快！”2000年前后，世界各地的創意人才不斷地涌向窮困的柏林，因為窮困，創業的低 成本使它成為了創業者的天堂。
2010年，柏林的房價約為每平方米1萬~2萬元人民幣，而倫敦則高達6萬元。低成本換來更多的創業發展時間，這就使更多的創新團隊樂意落戶柏林。在新的互聯網創意時代，創業地點已不再是制約企業發展的問題，柏林成了科技人才最理想的創業基地。
位於柏林東南方向，曾經最貧困的土耳其區內的Betahaus，已經成為全球最流行的共同工作室（Co-Workingspace）建筑之一。這棟樓里的 座位以小時出租，只要帶著電腦和創意在這里租到一個位置，就能分享這里的公共資源，最重要的是，這里還可以互相交流創意。
在柏林，具有規模的共同工作室超過30個，各式的創意人才都能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。現在，柏林1/4的創業人群來自190個不同國家，龐大的外來人口讓柏林成為各國文化的熔爐。
擊敗倫敦成為歐洲硅谷
通過長期的跟蹤調查，柏林開始將文化創意產業與科技相結合，打造跨界的文創產業，使柏林成為歐洲的APP（第三方應用程序）產業新硅谷。
APP產業的發展關鍵還是這群涌入柏林創業的“野孩子”們，柏林政府如果想成為歐洲硅谷，就需要千方百計吸引人才、留住人才。
但同時，與柏林分庭抗禮的還有英國的倫敦。倫敦在2004年就已經著重於新硅谷和創意產業的打造，而柏林直至2007年才制定了具體的產業發展政策。不 過，根據澳大利亞研究理事會（ARC）的“創意產業暨創新研究中心”評比，在創意公司種類、人均專利數、創意人才密度和人均創意產業生產力方面，柏林遠超 倫敦。
柏林抓住了人才保護的關鍵：首先是針對人才保護，不著重招商。柏林認真地分析了城市的競爭優勢和潛力，極力做到對新經濟的包容。其次是認真傾聽創業者的需 求，從真實層面去解決實際問題。最後是不盲目推出政策，但是要保證每個政策切中要害。比如柏林的創業團隊中，八成創業者都是國外團隊，因此政府推出了房租 控制機制等保障外國人在柏林的基礎條件。又如針對創業團隊資金的需要而推出微型貸款政策，使其不分國籍而優惠獲取低利率的創業基金。
柏林的一系列措施真正使柏林創意產業得到發展，也吸引到眾多的投資基金進入。2011年前三季度，柏林的創新團隊獲得的投資金額比2009年全年增長180%，80%資金來自國外。而美國硅谷的投資額同比2010年減少了48%，少了4.8億美元。
柏林用事實為全世界提供了創意城市典范模板：充滿活力的經濟部門、形式新穎的創造性工作和工作條件。在經濟危機的影響下，柏林成為歐洲前五大經濟體中唯一 就業率向上成長的首都，GDP在20年間增長一倍多，失業率連續15年下降，柏林已經成為世界為之側目的高增長城市，而這所有的成績無不依賴於柏林對城市 經濟潛力的細微洞察和從實際出發的經濟產業轉型。
http://news.cnyes.com/Content/20120529/KFKFNXIFI6H0Q.shtml?c=index
當歐洲深陷金融危機的泥潭時，德國經濟卻一枝獨秀。
柏林，這個歐盟最大經濟體的首都，十多年前還是百孔千瘡，被喚作“歐洲之恥”。但通過經濟轉型，培養新經濟模式以及政策引導，經濟迅速逆勢增長，柏林重煥光彩成為歐洲新經濟之都。柏林經歷了涅重生般的大轉折，政府最成功的經驗在於打造了歐洲的“創意之都”。
1989年柏林墻被推倒，東西德統一，但柏林的經濟卻一蹶不振。當時，法蘭克福受惠於金融業，慕尼黑的汽車業蒸蒸日上，此時的柏林只有兩座動物園、四個機場，經濟產業卻像一個受了重創的病人奄奄一息。
落后的柏林奮起直追，企圖短時間內恢復曾經的輝煌，冒進的政策使它又跌入更深的深淵。1990年，柏林啟動“歐洲首都”計劃，以房地產為龍頭開始重建。此 計劃是依靠貸款拉動柏林建設，從而促進經濟的快速發展。8年時間，柏林雖然新增700萬平方米的辦公空間，但卻造成1/3人口外流，房屋空置率高出倫敦一 倍以上。大躍進式的經濟增長沒能挽救柏林，反而使柏林更像一座鬼城。
2001年春天，柏林愛樂表演廳坐滿觀眾，當表演進入尾聲，突然，雙簧管樂手站了起來，帶著樂器，收拾樂譜，步下舞臺。接著是小號、低音大提琴和各聲部樂手逐一跟上，只剩兩把小提琴高亢卻孤獨的琴聲，然后然而止。這是擁有120年歷史的樂團最激烈的抗議。
那一年，是二戰后柏林遇到的最大財政危機，政府負債600億歐元，柏林愛樂的預算凍結，市府廣場上的噴水池也被迫關上，柏林市長下臺。人口流失率增加，失業率也躍居德國城市的首位。
開發商出去，藝術家進來
柏林的工業產業在上世紀末崩潰，失去20萬以上的工業就業機會，人口大量流失；新型產業發展遲緩，過分建設造成資源浪費，形成大量的空置建筑；城市負債嚴重，百姓對政府怨聲載道。一系列的問題使柏林處於崩潰的邊緣。
2001年，著名的同性戀政壇人物沃維萊特當選柏林市長。沃維萊特執政之后大刀闊斧地削減公共部門的工資收入，大力減少住房補貼以應對柏林600億歐元的巨額債務。柏林雖然在努力改變著自己，但是全面發展等於沒有發展，柏林需要尋找一條切實可行的發展之路。
隨后，沃維萊特主動接近國際級的電影制片人，希望他們到柏林制作、拍攝電影。在他的推動下，柏林逐漸吸引了大批的藝術家、服裝設計師、作家，旅遊業也得到很大的發展。
政府投入巨額資金將舊房屋和空房進行修繕整合，以低廉的租金提供給設計師和與創意產業相關的使用者，如工作室、陳列室、小型展覽館、畫廊等。創意人才的入駐給柏林經濟帶來了新的曙光。從政府官員到普通民眾一致接受的方向是：以大規模的創意文化推動經濟發展。
為了能夠更好地吸引創意人才進駐柏林，政府不僅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，并制定了相關政策以給這些創意人才提供完善的配套體系。
“野孩子”的天堂
創意產業的勃興讓柏林的經濟初露曙光，但是其發展速度和經濟效益還是受到各方面的制約，難以迅速將柏林這艘巨艇推離泥沼。柏林開始了第二次的求生計劃。
真正給柏林帶來改變的是新世紀（002280）進駐柏林的一個特殊人群。“野孩子（wildchild）”，CNN如此來形容世界各地進駐柏林的科技創新 團隊。“越來越少的規則，越來越多的混亂，沒有秩序，而且它們長得很快！”2000年前后，世界各地的創意人才不斷地涌向窮困的柏林，因為窮困，創業的低 成本使它成為了創業者的天堂。
2010年，柏林的房價約為每平方米1萬~2萬元人民幣，而倫敦則高達6萬元。低成本換來更多的創業發展時間，這就使更多的創新團隊樂意落戶柏林。在新的互聯網創意時代，創業地點已不再是制約企業發展的問題，柏林成了科技人才最理想的創業基地。
位於柏林東南方向，曾經最貧困的土耳其區內的Betahaus，已經成為全球最流行的共同工作室（Co-Workingspace）建筑之一。這棟樓里的 座位以小時出租，只要帶著電腦和創意在這里租到一個位置，就能分享這里的公共資源，最重要的是，這里還可以互相交流創意。
在柏林，具有規模的共同工作室超過30個，各式的創意人才都能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。現在，柏林1/4的創業人群來自190個不同國家，龐大的外來人口讓柏林成為各國文化的熔爐。
擊敗倫敦成為歐洲硅谷
通過長期的跟蹤調查，柏林開始將文化創意產業與科技相結合，打造跨界的文創產業，使柏林成為歐洲的APP（第三方應用程序）產業新硅谷。
APP產業的發展關鍵還是這群涌入柏林創業的“野孩子”們，柏林政府如果想成為歐洲硅谷，就需要千方百計吸引人才、留住人才。
但同時，與柏林分庭抗禮的還有英國的倫敦。倫敦在2004年就已經著重於新硅谷和創意產業的打造，而柏林直至2007年才制定了具體的產業發展政策。不 過，根據澳大利亞研究理事會（ARC）的“創意產業暨創新研究中心”評比，在創意公司種類、人均專利數、創意人才密度和人均創意產業生產力方面，柏林遠超 倫敦。
柏林抓住了人才保護的關鍵：首先是針對人才保護，不著重招商。柏林認真地分析了城市的競爭優勢和潛力，極力做到對新經濟的包容。其次是認真傾聽創業者的需 求，從真實層面去解決實際問題。最後是不盲目推出政策，但是要保證每個政策切中要害。比如柏林的創業團隊中，八成創業者都是國外團隊，因此政府推出了房租 控制機制等保障外國人在柏林的基礎條件。又如針對創業團隊資金的需要而推出微型貸款政策，使其不分國籍而優惠獲取低利率的創業基金。
柏林的一系列措施真正使柏林創意產業得到發展，也吸引到眾多的投資基金進入。2011年前三季度，柏林的創新團隊獲得的投資金額比2009年全年增長180%，80%資金來自國外。而美國硅谷的投資額同比2010年減少了48%，少了4.8億美元。
柏林用事實為全世界提供了創意城市典范模板：充滿活力的經濟部門、形式新穎的創造性工作和工作條件。在經濟危機的影響下，柏林成為歐洲前五大經濟體中唯一 就業率向上成長的首都，GDP在20年間增長一倍多，失業率連續15年下降，柏林已經成為世界為之側目的高增長城市，而這所有的成績無不依賴於柏林對城市 經濟潛力的細微洞察和從實際出發的經濟產業轉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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